傅成玉教授：企业扎根中国大地，才能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 | 长江二十年

　　傅成玉先生与长江结缘要追溯到2006年，时任中海油总经理的他汇入长江，成为CEO项目首期班同学以及班长，他在这里与多位优秀的民营企业家以及长江世界级教授互相碰撞，共同成长。

　　长江缘起：当顶尖企业家遇到新型商学院

　　长江商学院：作为长江商学院CEO项目首期校友，您是如何与长江结缘的？

　　傅成玉：2006年长江商学院的知名度还不像今天这么大，所以我当时既不知道长江，也不认识项兵院长。

　　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在一次旅途中和项兵院长坐邻座，他提到中国的商学院不能再照搬西方，而是要打造中国本土的商学教育，这一观点很触动我。

　　我自己也接受过西方商学院的教育。当时在我看来，中国商学院最重要的不是讲西方案例，而是要更多着眼于国内的案例。

　　这就相当于战争中的用兵策略，国外商学院是成长于成熟商业市场背景下、擅长打阵地战的“正规军”，而中国市场经济当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自己的环境特色，因此也需要一套属于自己的“用兵策略”。

　　我和项兵院长在这一点上理念相同，于是便交换了联系方式，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真正了解长江商学院。

　　长江商学院：那后来是什么原因吸引您来到长江就读的？

　　傅成玉：其实最初我是没有意图亲自来读的，因为当时我已经在中海油担任CEO一职，也没有太多时间系统参与课程。但项兵院长设计CEO项目的课程模块时，与我有过多次沟通，我也从自身角度提了不少建议。

　　在我看来，企业一把手最需要的是全球视野以及对未来趋势的判断，这些知识不见得是和自身所处的行业密切相关，像我们当时在中央党校就学习太空技术、农业生物科技等等，这些其实和石油行业关系不大，但基于这些学习，我能够判断这些技术对未来世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这一点和项兵院长“站在月球看地球”的理念不谋而合。企业想要做到顶尖，就必须跳出企业与行业本身，去判断世界整体的趋势往哪里走，因为成功往往是需要“高度”的。所以我和项院长聊得特别投机，甚至是惺惺相惜。

　　我当时还和项兵院长建议，要设计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块，作为中国人，我们要帮助企业家真正了解中国文化，补上传统文化这一课。

　　后来四个模块设计出来，授课地点涵盖北京、香港、欧洲、美国，此外还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模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也觉得能够开拓视野，也就因此参与到了其中。

　　从认识到汇入，近距离感受长江的本土化与全球性

　　长江商学院：来长江就读以后，您有哪些新的收获和启发？您觉得长江商学院有哪些独特之处？

　　傅成玉：我始终觉得，一所真正现代、优秀的商学院不能再拿既有的知识作为全部教学内容了，而是要与时俱进，囊括当前社会乃至世界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这些奋斗在发展前线的企业家要的是什么？是未来。

　　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长江商学院做得很好，它克服了那个时期摆在中国商学院面前的严峻挑战——本土化与先进性。

　　我认为长江商学院是第一所真正把中国企业与社会的实践纳入商学教育体系中，并开发教学内容的商学院。

　　当时项兵院长说要办一所世界顶级的商学院，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世界级教授团队。长江的教授们既有西方教育背景，又有很强的行业洞察能力与学术分析能力，他们能够结合中国企业的实践，开发中国特色的课程，这是长江有独特吸引力的地方。

　　所以我们当时CEO首期班的同学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尽管从课程结束到现在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到今天依然在相互联系、持续学习、与时俱进。

　　长江商学院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国际化与中西方融合，尤其是把中国的东西变成西方能接受的内容讲给他们听。

　　比如长江开了许多针对国际企业家，甚至是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课程，这其实就是在商业领域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从宣传效果的角度讲，依托中国的发展事实与中国企业的成功实践，我认为比单纯的说教更有意义。

　　傅成玉教授出席长江商学院毕业典礼并致辞

　　长江商学院：您认为长江具有这些独特性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

　　傅成玉：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基因。企业一把手往往对企业的未来走向起到决定性作用，如果一开始就站在放眼世界的高度，那就会对标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对手以及自身的位置，从全球视野出发进行企业的战略规划。

　　长江商学院一成立，项兵院长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要打造世界一流商学院，他的视野和远大目标决定了长江商学院的定位和发展方向。

　　就像我们中国今天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伟大中国梦，这个梦虽然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实现的，但是这个远大目标会指导我们所有的实践。

　　其次，长江商学院能够跟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生态发展与时俱进，把自身的未来和国家的发展战略、民族的发展事业融为一体，这在我看来是一个新的高度。

　　这也是为什么我愿意在这里工作，因为在这里我们培养和影响的，是那些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群体，引导他们与国家的发展战略相融合、和社会一起成长，我认为比教战术还要重要。

　　从学生变为教授：引领企业家紧密追随国家发展战略

　　长江商学院：您在2019年正式成为长江的实践教授，除了前面您提到的原因，这一决定背后还有哪些考量吗？

　　傅成玉：这一决定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也与我在长江的经历有关。

　　我过去在国企工作了几十年，来长江就读后遇到了许多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们有他们的独特优势，比如强烈而充足的内生动力，非常高市场敏感度，以及能够不失时机地把握发展机遇。

　　但我也发现，和国有企业相比，当时的民营企业家在“政治意识”方面做得还不够，甚至有的企业家认为政治与自己无关。

　　其实并非如此，企业的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这三点是不可分割的。不论国企还是民企，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产生的企业，是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发展而来的结果。

　　国家的制度与政策支持企业成长，企业自然也需要回馈社会，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

　　所以我来长江当实践教授，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希望让民营企业家们意识到这一点，帮助他们培养政治的基本常识、鉴别力以及坚定力。

　　傅成玉教授为长江校友授课

　　长江商学院：经过几年的授课，您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目标与期望了吗？

　　傅成玉：我讲课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觉得充满正能量。尤其当我们的经营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许多企业家可能觉得无奈、迷茫，看不清方向。

　　我会帮助他们更准确地领悟中央精神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使他们穿越迷雾看到现象和执行层面以外的东西，把握住真正的大势、主流和机会。

　　例如全国两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二十大等重要会议，许多民营企业家并不擅长从细微表达上的区别读出未来政策可能的改变，因此当相应政策出台的时候，他们往往感到措手不及。就像我们看大海，不光要看到海面的浪花，更要看到深处的海流。

　　这就是我的优势所在，所以我会带着同学们解读这些信号，让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更紧密地追随中央精神、更及时地与政府的发展战略相融合，这不仅是国家的责任，也是像我这样的人的责任，更是商学院的责任。

　　中国企业国际化要实现“中国式的国际化”，让我们的学生既立足中国，同时要跳出中国看中国，但你只有读懂所立足的这片土壤，根才能扎深。

　　为此，我们长江商学院的CEO联盟主要就在推广三件事：

　　首先是学习。学商业方式的变化、市场结构的变动，更要学习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第二件事就是关注技术的发展。近些年来技术变化日新月异，而技术又以或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着行业经济、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是绝对不可忽略的因素。

　　还有就是关注健康。这个就不用细说了，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长江也有非常好的运动锻炼文化。

　　总的来说，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去让企业家和企业健康持续、蓬勃成长。

　　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时代性、人民性与实践性

　　傅成玉教授在长江CEO班15期开学仪式上讲话

　　长江商学院：您多次提到企业家需要在迷雾中看清未来，把握大势。能否请您从个人角度分享一下企业家提升个人认知的方法？

　　傅成玉：今天中国这些成功的企业家大多具备超常的认知能力，能够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坚定地做别人口中的“傻事”。

　　在我看来，所谓的企业家认知能力其实就是好奇心加逻辑性思考，让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

　　我们大多数人对世界都停留在感性阶段，主要是感官系统所感知到的世界。

　　但是这是不够的，我们要上升一层到知性，去看到事物间潜藏的联系，这其实就已经脱离了具体的物象。

　　再上升到理性，世界就全是抽象的东西，但这意味着我们在透过现象抓取本质。企业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能力。

　　这样的能力很大部分还是源自学习和实践，但是也有核心的几层因素的影响，我自己的经验主要是得有以下三种特质：

　　首先是要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这是企业家去提升认知能力最核心的内生动力，你只有不满足才会有所追求，积极地去提升自我。

　　其次是要有理想。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要在心中有他自己构想和创造的理想世界。只有这样，他才会对未知具有探索欲，想要去改变现状，创造心中的世界。

　　最后就是行动和方法。有了不满足、有了探索欲，就要付诸行动去改变。现在的企业家都喜欢做主流，但是未来的企业家都要做非主流。

　　比如拼多多，它看到的是互联网这片广阔红海里被忽视的蓝海领域，只有冒着不赚钱的风险，去尝试、去实践，最后才把拼多多做出来。

　　傅成玉教授谈何为企业家精神

　　长江商学院：您说的这些特质特别贴合近来媒体热门的讨论话题——企业家精神。能不能请您谈谈您眼中当下的企业家精神都包括哪些特点？

　　傅成玉：企业家精神有一些重要的内核是不变的，比如创造性（无论是破坏性创造还是建设性创造）和探索欲，拥有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以及对未来和未知的期待。

　　但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到今天为止也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在我个人的理解里，这是因为从整体的历史发展看，不同的发展时代对企业家精神的要求或者约束都是不同的。

　　比如80年代初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是勇于探索和不顾一切的牺牲精神。那时候，我们都说企业家要大胆丢弃已有的东西去“下海”，去闯出一个新世界，即便可能并不知道市场和未来在什么方向。

　　到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也大多有了些规模，今天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更多需要的是什么？

　　首先是坚定信念。什么信念？就是前面一定比今天更美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企业都有生存的空间，只是你找到没有，能不能突破困境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是保持定力。定力不是在大好形势下我坚持做，定力是在你几乎要走不下去了，你还能够坚定你的理想不变，这才是真正的定力。

　　有了信念和定力，你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前途，看到未来的亮光和灯塔。正如我们常说的，有些人因为看到而相信，有些人因为相信而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中国企业家需要因为相信而看到。当你保持定力，就会千方百计找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

　　那如果从这种变与不变的视角去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当下的企业家精神应该包括三点：时代性、人民性和实践性。

　　所谓“时代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企业家都有其能发挥价值的领域与空间。换个通俗易懂的讲法就是“时代在召唤”，企业家要跟着时代走，跟着社会的发展大潮走，找准自己在当时、当下的定位，从而最大化自己的价值。

　　所谓“人民性”，突出的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利他性。尤其是在中国的体制之下，企业只有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角度才能实现更大的成功。

　　所谓“实践性”，其实指的就是企业如何去结合时代性与人民性，并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企业活动、发展企业。当然，实践性也包含了我们去创新，去改造企业的组织结构、资源配置，去优化未来的市场和生态等等一系列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