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科大周天勇：将来可能出现打房豪分住宅

　　周天勇，1958年生，经济学博士，教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1980年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原辽宁财经学院)基本建设经济系，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年调入中共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至今。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经济发展和增长、劳动经济、中小企业、金融风险、城市化、国企改革、农业经济等。出版专著10多部，发表论文400多篇。

　　周天勇观点：将来可能出现打房豪分住宅

　　按照目前土地财政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买不起房的人交房租给少数有房的人，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如果这样情况延续下去，将来可能会出现打房豪分住宅的情况。”

　　7月29日，中国财税改革论坛2014?新常态经济与财税改革方案实施高端论坛暨天和智库(北京)经济研究所专家委员会第二届年会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会议上发言。对于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宏观税负去猛增8个百分点的情况，周天勇表示“实在不应该”。

　　谈及目前的土地制度，周天勇强调了他对土地财政依赖的担忧。他甚至表示，按照目前土地财政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买不起房的人交房租给少数有房的人，直接后果就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他甚至调侃道，“如果这样情况延续下去，将来可能会出现打房豪分住宅的情况。”

　　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房产致贫富差距拉大

　　周天勇认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农民。“政府把你的一亩耕地几万块钱拿过来，拍卖时以几十万、几百万卖出去。一方面推高了地价和房价，剥夺了城市居民区购房的一部分收入，另外一方面，直接剥夺了我们的财产性收入。”

　　“我们城里大概有6亿多人，但是其中将近4亿人是没有自己的房子的。”周天勇说道，中国目前这种土地制度导致农民没有创业的资本，没有到城里买房的能力。

　　他随之分析，城里最早在地价低时买房子的那批人随着地价暴涨、房价暴涨的时候积累了很多财富，这导致了财富的不平等清晰度更高。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设想：比如说1亿多人成为原著民，每人有好几套房子，由于计划生育、投资或者继承，可能未来还要进来3亿多农民，加之目前的3亿多，总共有7亿人。会不会最后我们的城市里分成房豪、房主和佃户两个阶级呢?7亿人把他每个月挣的工资的30%、40%交给房东，这1亿多人就可以靠着房子吃利，不劳而获。是不是我们前60多年打土豪分田地，再过几十年又要来一场打房豪、分住宅?”

　　经济增速放缓宏观税负却猛增8个点世界少有

　　周天勇特别强调，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消费、投资增速放缓，外贸不景气的情况下，上半年宏观税负率却达到了44%，“从去年的36%猛增了8个百分点，这实在不应该。”

　　“银行贷款利率上浮30%—40%，这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完全是跟目前的宏观经济刺激对着干的。没有一个现代国家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要提高宏观税负率，还要提高利率的这种情况。”

　　周天勇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合理的宏观调控政必定是降低税费、降低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我们国务院在想各种办法苦苦挣扎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部门、金融部门不仅一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都不降，竟然还能提高30%—40%，竟然宏观税负比去年提高8个点，你是想挽救经济还是毁灭经济?”

　　他分析数据称，全国的公共财政部分增长了8.8%，但是地方政府增长了11点多，而且非税收入增长了11.8%——上半年政府的公共财政部分、地方基金性部分这些税外收费的总金额达到5187亿。他将这个数字归为，地方政府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还在增加税和费，实际上是一个“收费罚款和增税性的地方财政机制”。

　　清理中小企业收费是“不让猫偷吃鱼”难度太大

　　周天勇分析了中小企业税负过重的层层原因。

　　首先，他从中国目前的税种分析，“我们现在的地方财政没有自己独立的税，大部分都是共享税。而且越是最基层的政府，越没有税种。”这样一来，中央财政在税种上拿到最多，其次是省，以下是市，到县级就没有多少税，最后到乡就更没有税种。

　　在周天勇看来，下面四级政府需要承担大量的社会事务，钱不够花怎么办?卖地、收费、罚款、加重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借款搞一些融资平台等等就顺理成章了。

　　然而，众所周知，企业年年在清费，中小企业负担过重的呼声却丝毫不减。

　　周天勇也对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表示悲观。他认为，所有清理中小企业收费的机构都是去收中小企业的费用的人，这样做的难度等同于“你跟猫说你不要偷吃鱼”，可能性基本不大。“让收费的人去清理自己收的费，而且他的机构运转都靠这些费来运转的话，相当于革他一次命。”他说。

　　另外，周天勇还对历次减税“雷声大雨点小”进行了吐槽。他说，财政部门、税务部门自从打中央说减税、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一来，每年财政收入都是高于GDP增长的。地方财政每年给地税下达税收增长任务，不管经济下滑到什么程度。一旦完不成税收目标，就把所有的罚款部门找来开个会，看看有什么办法把财政收入目标完成。“最后就导致了疯狂从社会上把钱集中上来的机制。”周天勇说。

　　先立法再改革到那时企业都死光了

　　周天勇表示自己不能认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说法。“我看了一下，我们现在将近500部法律，地方法规、部门条例和国务院法规可能有一万多个，如果把这些不合理的条款清理出来、废止的话，我估计没有五年的时间都够呛。第二，如果立法在先才能改革的话，把这些法立起来的话，估计没有15年都够呛。所以，如果以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那就不要改革了。”

　　周天勇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办法，是把三中全会方案作为立法通过，最后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要按照这个来进行。“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的话，有的时候你一想，你连改革都没有改革，经验教训在哪都不知道，你想立法去改革?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一系列的收费罚款要紧急停止，不是说要把法律清掉，再立个法以后才能把这些费清掉，我估计那时候企业都死光了。”

　　另外，周天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改革和调整提出了几点建议：

　　首先，要坚决朝着三级政府的改革迈进。没有那么多税种可以设计实现让五级政府存在，而且五级政府的效率、层次及规模都消耗财政资源，一定要推进省直管县，划小省级区域。

　　其次，按照现在财税体制改革方案，要把地方的事权设定独立的税种。“不能共享，大的税让中央拿走了，小税留给地方好几级政府，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去乱收费、卖地而且是疯狂卖地，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再次，要控制三公支出以及政府机构编制人员的增长。“我们发个文件就可以建一个机构，党委班子会上一讨论就可以建个机构，建个机构就要配干部发工资，没有钱最后就去收费。发改委、物价局等机构里这样的事情做得太多了。”

　　“三中全会说到税收法定，我想应该收入法定，政府的所有收入都要法定，不能任何一个部门立一个部门法律或者部门条例就可以收费。”周天勇说。

　　来源： V俱乐部V视角